四零后的中国人在1953年的《人民日报》上第一次读到了“春运”的概念——“春节客运”第一次出现在消息中：“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社会安定和平，佳节来临，人民终于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走亲访友迁徙而不再是躲避战火逃难流浪;五零后的中国人在1955年第一次听到了《春节序曲》——这采风于延安秧歌，充满民族风情的火热旋律陪伴了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除夕大年夜，只要开场锣鼓声一响起，人们眼前就会浮现载歌载舞喜气洋洋的大红背景，这是中国人一年又一年春节共同的音乐记忆;六零后的中国人记忆中春节第一次恢复放假是在1979年，而那一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消息称春节期间有1亿人次乘火车;七零后的中国人1983年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春节晚会，从此电视前一家人团团围坐看春晚成了文化新年俗;而从八零后开始，除夕丰盛的年夜饭，热闹的春节联欢会，春节阖家出游这一切都和古老习俗“贴春联”“写福字”“大拜年”一样，仿佛一直都在春节喜庆的生活中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直到今天后浪一代春节抢红包、视频直播、刷剧跨年，春节的新玩法，新风尚，新语汇层出不穷，新年俗正在不断出炉。

　　每一代人都有独特的“春节第一次”记忆，它见证了中国社会从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从贫穷落后到彻底告别贫困的巨大进步，也浓缩了无数人人生境遇从匮乏到富足，从窘迫到从容的幸福变迁。

　　春节，一直在变，又从未改变。

　　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也如同中华文明一样坚韧而灵活的与时代精神融合，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依旧是当代中国人一年里最重要的一天。春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它是我们千百年来生活经验积淀，精神基因密码，更是华夏子孙彼此认同的标志。

　　年，谷熟也。从农业社会先民就为来年祈福丰收，在冬季腊月进行祭祀活动，谢天地神灵、祖先恩德，然而直到汉代，结束了秦末社会大动荡后,“休养生息”,生产恢复，历法稳定，“仓廪实而知荣辱”，人民逐渐恢复了元气，才有情趣过节，一系列节日习俗逐渐形成，及至唐代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包容，春节习俗转变庆祝重点由祭神转向了娱人，享受生活。人，成为了节日的重点。太平方有佳节良辰，盛世才能普天同庆。

　　过年又不仅仅是太平岁月的嬉笑宴饮，在历史重要关头，它也是全民万众一心凝心聚力的重要时刻——有时它是一种巨大的改变：1938年1月31日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新华日报·武汉版》当天发表头版社论《节费集捐请从春节起》宣传提倡节俭过春节，号召爱国同胞竭力节省、集捐支持抗战“一直到建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止”，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反响与支持。

　　有时它是一种坚持：1937年底，日军占领山西太原，我们从赤桥村一位乡绅日记中可以看出村民努力在惶恐不安中保持旧有的生活方式，沿袭春节传统。从最初“因世大乱，莫敢早起”到后来组织击鼓鸣锣，在村里游乐。铁蹄之下，民众并非麻木不知亡国之恨，而是朴素的希望通过春节祈福得到上天和祖先庇佑，赶走侵略者;而保持传统春节短暂的欢闹更是给沦陷区人民一种安稳的寄托，一份精神的慰藉。

　　而延安时期，中央领导无论住在哪里，都与老乡们亲如一家，春节期间彼此拜年，一起观看秧歌欢度新春，水乳交融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红色春节文化。当1947年中共中央离开延安时，红色记忆蕴含的思想也深深印在了延安人民的内心深处。

　　又到春节，疫情阴影虽未完全消退，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承压前行的能力和决心，无数在外奔波打拼的人，又如同候鸟般跨越千山万水只为那熟悉的呼唤，梦里的身影，一家人的团圆。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我们在此刻也格外思念那些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平安与安乐的人们。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了我们，过春节有悠久的传统，却没有统一的要求。曾经的年俗，有的也与我们渐行渐远。年夜饭越发丰盛，但其实也司空见惯;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也放不下手机;鞭炮虽然热闹，但是大城市的密度与对空气质量担忧，让我们还是慢慢放弃。“年味”本寄托于习俗，却不成于老套。让异地过年的人生活有着;让打工者能收获无虞，平安回家;让城市乡村在最热闹的时分，依旧运转有序;让坚守者有回报，有温暖;让艰苦奋斗者成为喜悦收获者，这同样是过年，我们文明发展，致敬时代的春节应有之意。

　　在喧闹过后，守岁的夜晚渐凉，东方天色渐明，这也是我们沉思以往，瞻顾明天的时刻，这又是个春天，一个即将由我们创造定义的春天。

　　北斗融媒 评论员 王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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